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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见注 (15) , 第98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行政解释权的控制，司法权是缺位的。所谓制定解释，是指依据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由法的制定机关对其所制定之法在法需要明确适用和补充说明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解释。
3.平衡：司法审查对行政解释的必要尊重 在对行政解释坚持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同时，也需要对行政解释给予必要的尊重。[5] 从1981年《决议》关于法律解释的分工来看，我国法律解释的类型还可以分为制定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总而言之，行政解释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分离的抽象行政行为。（一）与实践脱节的行政解释立法 根据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行政解释的主体只能是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这意味着行政解释主体需要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依据法律程序进行。又由于有关行政解释的法律规定十分简略，对行政解释的程序几乎没有作出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往往就会出现应诉行政机关在参与行政诉讼以后，向上级行政机关作出进行行政解释的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基于下级行政机关的请求，以答复形式作出行政解释。
并且，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这些规范性文件往往采取尊重的态度。学者们根据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三种类型。在监察机关与派出、派驻机构的关系上，《监察法》明确规定了派出方集中行使监察权的原则。
不仅如此，腐败治理体制科学运用治理机制的能力，也是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不断发现治理机制体系的优化方案，提出提高腐败治理效能、推进完善腐败治理立法体系的方案，是腐败治理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参见李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再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前《监察法》时代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以治理系统的(政党一国家）二元化、治理权归属的多元化、治理机构多元的分散化、行政区划与行业系统的区隔化为基本特色,[8]由此造成腐败治理中的能效不彰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治理难题，必然要启动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国家腐败治理权的集中、统一、外部行使。法学界对宪法中负责制的内涵与意义关注不多，通常是将负责与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相联系。
倪星：《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三，监察权一体化原则。
《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了对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的、其他涉案人员有立功表现的，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12]学者李忠提出，我国宪法规定了三级监督体系。一把手裙带性利益集团性腐败，已经成为中国腐败治理的最大难点与困局，[17]为减少治理障碍，应避免采用由地方组织直接行使对个案处理决定权的模式。政治体制决定了对执政权与施政权不同层次的治理规则。
监察权的运行不仅包括监察机关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对具体监察事项行使监察职能的活动，也包括监察权自体监督中的组织体制问题，对此，《监察法》规定了多元的监督模式，包括权力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然而，由国家监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法律地位所决定，对于行使国家监察权的监察人员违反《监察法》规定，成立腐败违法或者犯罪的，仍只能由监察机关自行管辖，从而在监察机关自我监督模式上，实行的是内部约束原则。《监察法》第16条规定了决定管辖，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14]另一方面是权威性的内部关系保障。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20页。
国家监察机关应建立定期向上一级、同级党委会报告腐败治理情况的制度，优化党对腐败治理权的具体领导。通过强化机制的效能，为反腐制度确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18]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载《法学》2017年第3期。一是案件特别管辖决定权。
第二，坚持权力机关监督性领导原则。上级主导监察决策权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机关具体行使监察职权中。四、结语 以反腐败为导向，创立具有国家第四权性质的独立监察机关、启动政治体制重大改革，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底线，是制度资源投入的汇集区。三是有利于贯彻党的领导，通过集体负责制，将党内腐败治理与国家腐败治理相互融合，确保党对国家腐败治理的领导权。只有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才能确立有效的预防制度。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反腐斗争才形成了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立足于腐败治理推进最深刻的经验，执政党做出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反腐败工作机构的决定，这是针对中国国情的审慎选择。
积极治理主义提高国家腐败治理能力，是新国家主义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必由之路。[20]而在《宪法》和《监察法》所规定的监察领导体制中，却并不存在这一有效机制，有待立法完善。
政治体制中居于权力分配与运行主导地位的分支，直接决定治理体制模式。 [16]参见莫纪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
《监察法》第42条规定，对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后按程序请示报告。三、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理论要义 (一）国家腐败治理的领导体制 腐败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性领导、监察委员会主导行使腐败治理权为中心。
第一，党的中央组织应当同时行使对腐败治理的抽象领导权与具体领导权，特别是对于党内高级腐败官员的追究与惩治，必须依靠中央的决心，具有重要导向意义，需要党中央的统一决策，同时，也是党中央把握全局动态的重要途径。第二，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与系统组织，则应以抽象领导为主导模式。(一）《监察法》完善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重点选择 首先，《监察法》确立了国家腐败治理的领导权。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了从宽处罚建议的集体研究。
根据《监察法》第3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第8条和第9条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构成。 [4]参见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26页。
《监察法》以对国家腐败治理权权属定位的立法建构为基础，就腐败治理领导权、主导权及其行使方式，以及腐败治理权的组织体制及运行规则作出规定，其与党内腐败治理体制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部内容。集体领导包括抽象领导和具体领导。
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优化，唯有以中国特色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基础，与国家治理体系基本要素相适应，才能取得腐败治理的决定性胜利。《监察法》第10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人大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等方式，对其产生的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手段丰富，最具权威，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一个层级。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23]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其次，以上级机关主导监察决策权为中心。
[19]参见夏金莱：《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权与检察权》，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为防止权力滥用，《监察法》第43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参见魏昌东：《积极治理主义提升立法规制腐败的能力》，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31日第6版。从中国式腐败及其治理的实践来看，中国的现代腐败衍生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腐败的群体性蔓延与扩散，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腐败诱因问题。
对此，《监察法》对于监察权实际运行中的立案权、调查权、留置决定权、特殊调查措施决定权等均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职权在坚持由监察机关自行决定的基础上，分别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由本级或上级监察机关决定的规定。二是监察权运行的外部组织体制，即监察机关就监察权行使中与其领导机关之间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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